7月14日，在天津静海郊区的一处水沟里，23岁的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尸体被人们发现。

　　当地警方证实，在李文星的随身笔记本上发现了一个老牌传销组织“蝶贝蕾”的图案和字样。与此同时，李文星生前留下的轨迹也表明，他在一次求职过程中误入天津传销。

　　但在李文星最后的生命时光里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人们却无从知晓。

　　“可能是逃跑的时候掉进水沟!也可能是因为觉得愧对父母或者其他原因自杀的，也可能真的是被传销人员打死的。”同是在大学毕业求职时，误入天津静海传销组织“蝶贝蕾”的慧杰(化名)作出大胆的猜测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人们在求证李文星的死因时，天津静海的传销生态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。

　　北派老牌传销

　　慧杰是山西人，2014年7月他从山西一大学毕业。2015年初，被初中同学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天津静海，随后加入“蝶贝蕾”。

　　慧杰将自己误入传销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社会经验。刚开始时，他说自己从不把“蝶贝蕾”当做传销看，他最后的逃离是因为发现根本挣不了钱，“我是2016年年底出来的，在这期间投入了2万多元，自己一分钱也没挣到。”

　　其实，在中国众多的传销组织中，“蝶贝蕾”是一个老牌传销组织。

　　公开信息显示，自2005年开始，“蝶贝蕾”的一些成员加盟贵州虹跃集团的下属公司贵州虹跃药业有限公司，披起了“合法”的外衣。

　　在传销的分派中，它又属于典型的北派传销。北派传销属于低端传销，上当受骗的人年龄较小，层次比较低，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，毕业或者未毕业的大学生占有很大比例，条件简陋，“吃大锅饭、睡地铺、上大课”。

　　事实也确实是这样，1993年出生的慧杰说，他所在的团体里面，他的年纪都是偏大的，“年轻的最容易被‘洗脑’，洗得也最彻底，所以很多人都解救不出来。”

　　与南派传销相比，北派传销最终目的都是对受骗人员进行人身控制、消磨意志直到精神控制，“新人加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没收手机，对他进行控制，继而给他‘洗脑’。”慧杰说。

　　而“蝶贝蕾”对外称直销，主要以感情邀约、介绍工作为由，给出高薪来利诱，在受害者到来以后，以恐吓、威胁，甚至对其进行人身伤害，来控制受害者。

　　最后让新加入者交2900元或3900元买一套产品，每人可以购买1到30份，只有购买了产品，才可以发展下线，成为真正的会员。

　　“蝶贝蕾”组织成员待的地方被称作“家”，接收求职简历和让员工面试的职位叫做“网上”，从最底层“帅哥、美女”、新老板、小扛、大扛到大导五个级别。

　　“帅哥、美女”是新进来的新人，买了第一份产品之后才可以成为老板，小扛才可以发展下线邀约新人，而一般能出去接人回“家”的都是高身价的小扛，他们在组织中投入大量自己的钱购买产品，不会跑。

　　慧杰发展了8个下线。他自称，逃出来时，他拉进去的人都出来了，这是令他欣慰的一件事，“出来后，和以前被我拉进去的同学都不联系了，不好意思啊!”

　　提起李文星，慧杰表示遗憾。他告诉记者，那时候“蝶贝蕾”到各个网站冒充公司发布招聘信息来发展下线的方式已经普遍，除了李文星，还有很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进去。

　　求职青年之死

　　正如慧杰所说，李文星在网络招聘平台“BOSS直聘”上误入传销的圈套。

　　多家媒体报道显示，李文星应聘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科蓝软件，通过电话面试的方式让李文星误以为自己被录用。继而又以一个项目在天津为由，将李文星骗过去并将其控制。

　　河北保定20岁的李明(化名)也是传销的受害者，他求职经历和李文星类似，只是4个月后，他幸运地逃离了“蝶贝蕾”。

　　李明回忆称，在这4个月里，他一直计划着怎么逃离，“我是装着什么都不懂的样子，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让买产品就买产品，取得他们信任。”

　　在一次外出聚餐的时候，路过一个村子时，李明跑了，“他们抓我，我捡起一块石头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破了，路边两个看热闹的小伙子只在那里站着，后来来了个50岁左右的大妈护着我，不让他们打我，说我是他孙子，然后我趁机跑了。”

　　但是逃跑之路并不简单，在路上李明拦了很多辆车都不愿意载他，最后幸亏有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派出所。派出所最后把他送到车站，他才得以脱身。

　　但是，李文星并没有这样的幸运。记者获悉，在此之前“蝶贝蕾”伤人事件就不断被媒体曝光。

　　据媒体公开报道，2014年11月6日，天津静海，被害人曹某在逃离“蝶贝蕾”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。该窝点负责人是“90后”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，案发时只有21岁。2017年2月，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。

　　2015年6月25日晚，5名“蝶贝蕾”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骗来的刘某打死。2016年7月4日，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。

　　2015年7月25日，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，3名天津静海的“蝶贝蕾”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，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。3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。

　　而李文星死亡的前因后果，依然等待警方调查结果。

　　决战传销

　　在此之前，“全国传销看北海，天津传销看静海”已经流行甚久，李文星之死引发舆论哗然，人们对天津的传销顽疾表示担忧。

　　随着媒体的报道，在李文星尸体被发现20天后，天津静海区委连夜召开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表示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非法传销运动，“从速从重，决战20天，在静海彻底根除传销顽疾”。

　　其实，这些年以来，天津静海相关部门对传销组织一直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。

　　就在李文星尸体被发现前的7月7日，天津静海公安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，静海公安在多部门配合下，抓获静海“蝶贝蕾”传销组织高层人员7名、传销骨干人员25名，遣返传销参与者数百人，缴获、冻结赃款100余万元。

　　而根据《中国工商时报》报道，自2008年至2014年6月间，静海区工商、公安机关累计集中开展打击传销行动近400次，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，教育遣返参与传销人员3.5万次，刑事拘留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近百人，解救300多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。

　　同时，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找到16个关于传销组织“蝶贝蕾”的判例，发现全部是天津地区的。

　　2006年3月，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“蝶贝蕾”的行动展开。山东《齐鲁晚报》报道，“蝶贝蕾”涉及全国60万人、20个省份，涉案金额达20亿元，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，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、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。

　　如今，公安等相关部门对传销组织“蝶贝蕾”的打击已经超过整整10年的时间。

　　“不死”之谜

　　虽然国家对传销组织“蝶贝蕾”长时间严厉打击，但是常常遭遇死灰复燃的现实困境。

　　在慧杰看来，主要是大部分人被洗脑成功了，因此认定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圆自己的发财梦。

　　他发现，在传销组织内部，一部分受害者在被“洗脑”后，不自觉地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。“平时都是被‘洗脑’成功的人，仅仅盯着新来的人，他们的唯一工作就是改变新加入者的思想。”慧杰说。

　　而另一部分人，即使在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之后，却不甘心自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，“他们不会甘心的，他们也不会跑，即使你取缔了，以后他们还可能又去从事相关的传销行业，并且可能成为组织领导者。”慧杰说。

　　李明则表示，这与当地的风气不无关系，“当地人都把这种现象视为正常，这就给在里面的人一种错觉，觉得这是不违法的，是正常的行为。”

　　而令李明难忘的是自己的逃跑经历，“当时出租车司机把我载到派出所后，他叮嘱我，不要把他的信息透露出去，害怕传销成员知道后砸他的车。”李明说。

　　一位反传销人员表示，打击“蝶贝蕾”的难度在于，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，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。“往往某地一个‘蝶贝蕾’组织遭打击后，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，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;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，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。”

　　而据相关统计，我国刑法在2009年规定了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了3682件一审判决案件，仅752起案件认定了“情节严重”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约20%案件的被告人量刑在5年以上。

　　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梳理“蝶贝蕾”相关案例时发现，这些传销组织领导者基本上都是被指控涉嫌犯非法拘禁罪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对于这一罪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